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一直迷茫，因为我和许多其他政经的学生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没什么了解的情况下就进入了这个专业，开始我还自责是自己选择的问题，但看看在政经专业担任导师的那些老师，可以说有一半以上都不是搞这个专业，真不明白！这种状况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人才？！

在今年的博士招生中，政经有数位导师划到了新设立的企业经济学专业，一些同学说政经是越来越“衰”了，依我看，这对政经的专业来说，利远大于弊！

观点很偏激！！！

值得保留！！！！

有向东的吗？

原来还没有跳出中国经济学的圈子啊!希望看一下我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跳出中国过渡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圈子创建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问题》1997年第1期 

　一、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局限性 

关于中国过渡经济学，盛洪博士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的文章中做过概述。按照盛洪博士的总结，中国过渡经济学是在肯定“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前提下，研究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的理论，并且认为这一理论“具有国际文献价值”，“将会使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刮目相看”，最后盛洪博士似乎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把“学术目标定位为”的做法。对此，我认为值得商榷。 其一，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我们搞得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不容借所谓“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一不负责任的命题而掩盖的。否则，所谓过渡经济学，完全无异于和平演变理论。由此产生的所谓“国际文献价值”也就有了政治味道了。 其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现成答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它的探索并不完善，西方市场化模式，至多也只有借鉴意义，尚待具有本质意义的翻新。所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决非仅仅是通过什么路径，经历什么过程，来实现市场化目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创新出符合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符合中国实际的市场化目标本身。单纯讲过渡反映不出这一重要特征，很容易导致忽视对目标模式本身的进一步探索。 其三，结合分析、总结、评价改革成败这一现实问题来看，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局限性表现的尤为明显。中国过渡经济学，着眼点是过渡过程，盛洪认为：“改革的成功与否，固然和原有体制的性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过渡过程本身”，即“寻找成本较低，以致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相对成功和俄罗斯及东欧“休克疗法”的相对不成功，似乎也有助于这一观点的立论。但冷静分析，这一思路是很值得怀疑的。我的看法是，成本本身主要是由目标模式本身的科学性（包括配套性）决定的，如果目标模式本身有问题，无论什么样的过渡过程终归只能是失败，因而也只能是高成本；中国与俄罗斯及东欧的改革成败的差异并不仅仅是过渡过程，更重要的是目标模式本身的差异。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中国与俄罗斯及东欧的改革成败上的对比问题。 盛洪博士认为，“在几乎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许是最为成功的。”这是一个事实说明，我很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判断。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相比较而言的最为成功，未必值得骄傲。一场赛跑，有人摔倒了，有人误入了歧途，仅剩一个人时慢腾腾走下来也是冠军。假如为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从理论上创新出一种“慢腾腾走说”，可笑之态无庸言表。而单纯从渐进过程总结我国改革成败的原因，同样是可笑的。 我国改革相对成功的原因，显然与放弃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保留了一些有益的传统，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内容大有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本身是创新的一种反映，并非单纯的过渡。正是这种创新才使我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才给我国经济带来了生机。 至于渐进的方式，完全是由于我们的目标模式尚在探索之中，无法一步到位。这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之举。如果科学的目标模式已经探明，快速的方式肯定要优于渐进方式。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忽视了对目标模式本身的探索和创新，必然会导致两种悲剧，一种是目标模式偏右了，具体表现为简单地以西方模式和国际惯例为改革目标，不注重坚持原有体制中的有益成份，那么，即使继续坚持渐进的方式，最终也只能是渐进地走向混乱。另一种是囿于传统认识，在一些所谓的原则问题上机械地抱残守缺，那么相对成功肯定会随着竞争对手的变革变为相对落后乃至相对失败。由此可见，借鉴西方模式和国际惯例也好，坚持传统有益的东西也罢，都需要创新。简单地过渡、机械的坚持都是不可取的，创新才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大成功的保证，因而创新也才真正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现实课题和中国经济学界的希望所在。 再看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所谓“休克疗法”未能成功的原因，我认为也并不是导因于过渡过程，而是目标模式就有问题。问题的根源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根源于其参照的西方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根源于对这种有局限性的西方模式也未能完整把握，忽视了其的一些无形规范。前者决定了即使采取了稳妥的步骤，也不会完全成功；后者决定了犹如邯郸学步，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总而言之，中国过渡经济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单纯从过渡过程总结经济改革相对成功的原因，简单地把学术目标定位于中国过渡经济学，是没有道理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局限性 

目前所谓“中国经济学”是流行的术语，“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正在不断引向深入，自去年三月以来讨论会已经举行了四次。但中国经济学的提法同样值得商榷。 其一, 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按照“被定义项＝种差＋邻近的属”这一定义结构，中国经济学既可以＝“中国＋经济学”, 又可以＝“中国经济＋学”。现实中两种理解都存在。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本身就不该这样。 其二, 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经济学”，那么中国一词是作为一种经济学流派的标志来反映种差的，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一词一样。这种以地域名称为定语的概念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也源于西方，而西方经济学并不包含马克思主义，同时在非西方区域，也并非没有与西方经济学同宗同类的经济学流派和学者。况且，其理论的创造者，我想没有自认为是在创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完全是总结归纳各个理论体系时的一个不精确或赋予了特定含义的分类概念。“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一词，同样已经成为一种不精确的或赋予了特定含义的分类概念，同样是有局限性的。而我们自己提出创建中国经济学, 更是令人费解。 其三，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经济＋学”，那么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便限定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前景及问题、对策和独特规律等方面，这样其已经成为“关于中国经济的科学”，这实际上是属于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范畴，也即是在共性认识的指导下形成的个性认识，严格地讲称之为诸如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之类为好。按照理论发展轨迹，它应该进一步实现由个性认识再到共性认识的飞跃。假如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个性认识与共性认识的关系，单纯停留在个性认识阶段，其结果只能是这样：要么在停滞的共性认识指导下，僵化地认识个性问题，难以冲破一些不应有的束缚；要么否认共性认识，怀疑理论经济学的可靠性，排斥抽象思维，只承认历史方法，滑向历史主义泥坑，最终个性把握也难以达到理想的境界。这是中国经济学局限性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当前最容易迷惑人的局限性，为此需要多讲几句。 经济学是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经济领域世界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如果把经济学完全等同于实在的经济政策分析或简单的世界观，这无异于对经济学的亵渎。应当承认，传统理论经济学，传统抽象经济理论，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客观实际的缺陷。但这是其本质揭示片面性的必然反映，并非抽象理论本身与客观实际必然相左。对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勇敢地修正错误，而不应该是反过来排斥抽象理论本身。 总之，由于中国经济学同时有“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种理解，由于“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一词作为定语的局限性；由于“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倾向，中国经济学这一提法还是摒弃为好。 

三、创建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提法及其突破口 

创建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而提出的。 其一，现在经济领域不少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在解放思想上，不是不彻底就是不能与端正思想统一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论经济学落后的反映。如果不再重视理论经济学，而是简单地在“中国经济＋学”这一个性认识范畴内打转转，甚至简单地把其交给实践、交给历史来评判，势必会延误历史进程，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其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虽然没有普遍适用的单一模式，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并非没有共同的根本属性。它只能是普遍适用与各具特色的统一。作为中国的政治家及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首先弄清中国的特色是天经地义的。但科学本身是无国界的。社会科学虽然有阶级性，然而其并不是以国界来划分的。况且，不能放眼世界很难站到科学的高峰上。当今世界可以说迫切需要诞生一种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具有全球意义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不仅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进也有指导意义。 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正是适应这一客观需要的必然产物。 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在分析总结现实 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深刻反思和大胆创新而确立的服务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及其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崭新理论。它应具备如下特征：（1）克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2）正视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化、系统化方面存在的断层；（3）清除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庸俗成份；（4）有助于推导出既符合社会主义内在要求又充分有效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主张。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基础理论入手，对整个理论大厦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翻新。我认为，创建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选择价值论与权益论作为突破口并不是偶然的。 价值论和权益论在到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整个经济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整个经济理论大厦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换价值变动规律、经济权益分配原则等问题，是形形色色的各种经济理论必然包含的内容。同时，价值论和权益论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最直接地关系到私人利益，最敏感地反映政治问题，最具有爆炸性。可以说“两论”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理论，而且也是直接关系政治主张的重要课题， 我坚信，随着“两论”的完善，必将为创建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盛洪，1996：《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第一期。 

转载自《经济问题》1997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何静）